当上小学四年级下学期时，一场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来临了。父母根据多年来的政治活动经验，考虑到这场政治运动将会对“地、富、反、坏、右”和“臭老九”及其子女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决定先让我休学回省城随外婆生活一段时间再说。可未曾想过，这一休学便是五年之久，这五年也是十年中最动乱的头五年。

  外婆经常思念着外公，经常对我说外公是个好人，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说起外公李开定，为人诚实，学生年代是一个高才生，他从小立志于教学育人，通过了勤奋读书，考上了国内名牌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当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制作的生物标本，现今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展出，日本植物学家正宗严敬著作的《海南植物誌》一书中，所开列本省植物蒐集者的国内外知名人士名单中，就有外公李开定的名字。后来，外公李开定回到自己家乡任教，积极教学育人，常年奔波于教育工作，坚持不懈地支持、扶持本省教育事业，资助很多家乡的农家子弟上学。

  1922年还未满三十岁的外公李开定，就任广东省省立海南师范学校校长（解放后，经过多年的磨砺改为琼台师范学院），由于该校当时只招收二百名学生，而投考的学生达二千多人，许多学生不能就学。因此，外公李开定与钟衍林等人一起创办了琼海中学（解放后，经过多年的磨砺成为本省最具盛名的海南中学），外公李开定被推举为校董事会董事长。接着，外公李开定还与王梦云、林成梓一起创办海南书局等。此后，外公李开定又担任琼山中学、湛江益智中学和琼崖师范学校教导主任等职务，成为一名海南颇具盛名的教育家。

  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前后，外公李开定支持、掩护、营救革命进行革命活动。在有关革命回忆录写的《抗日战争前夕的市工委》一文中，指出李开定掩护革命进行革命活动。

  由于在教学育人方面德高望重，刚解放时，外公李开定被人民政府任命为海口市第一中学校创建人，第一任校长。任校长后积极肯干，带领全体教职员工艰苦奋斗，使学校从无到有，从有到变得有棱有角。与此同时外公李开定还兼任长春商业职业学校校长，还被推选为海南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1951年广东省爆发了一起大冤案——“两陈事件”，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和副局长陈坤因“国际间谍”和“包庇反革命”罪被公安部下令逮捕，接着两陈的一些下属也被逮捕，甚至他们的亲属也被押送北京审查。就这样牵连中，两陈的部下梁侠处长与大姨夫为好朋友，当大姨夫从香港经商回来时也被逮捕入狱。

  1951年6月16日一场灾难降到了外公李开定的头上，由于连串事件的影响，进而发酵成了以大姨夫为特务联络员进行特务活动，有人乘机举报说存在一个反革命的 “伪学联”和“K组委员会”特务活动，外公被牵连而被逮捕。“学联”本来就是一个革命的组织，可偏偏有人就编出一个“伪学联”，还弄出一个“K组委员会”反革命组织，把外公扯了进去。

  6月21日，海南政治协商会议和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召开联合会议，会议根据相关材料称：“发现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军政委员会参事李开定是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会后发布了重要的公告：“取消李开定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资格。”军政委员会通令：“撤销李开定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职务。”紧接着，逮捕后没多久就被判处了死刑。

  刚解放不久，有些事情比较乱，一会说这出现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一会又说那出现一个敌特组织。刚解放敌特活动肯定会很猖狂，确实需要打击，但有些是搞得扩大化了些，以至于一些人蒙冤被冠上了反革命敌特分子的高帽子，甚至被颠压。

  外公李开定的这场灾难严重地殃及了家里人，子女都受到了严重影响，考大学也受到限制。就是我在上学校填表时，社会关系填上外公的情况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直到1980年12月，“两陈案”中主角陈泊和陈坤才得以，恢复党籍和名誉，梁侠也获得了恢复名誉。1982年3月，大姨夫也得以昭雪。

  1990年3月3日法院重新审理外公的案子后认定：“原判认定李开定组织特务，借琼青球队渡琼进行特务活动；与蔡劲军、曾三省共同组织府海伪学联会，领导训练男女青年学生充当特务；任琼师三青团领导人，诱惑百余学生入团；充当海口情报组长，召开秘密的特务工作会议，并以叶XX为特务联络员；是一个大恶霸，以‘百人会’骗人民血汗钱七千二百多光洋；勾结军统特务、原琼山县长收取海租，民众请愿时被李开定主使特务军警殴打；解放后，李开定经常在商业学校等地集中特务首要分子秘密开会等材料均失实，应予否定。”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至此，外公李开定终于得以昭雪。海南日报也在1990年6月14日以题目“李开定39年错案获纠正”，刊登出外公是本省教育界知名人士，曾支持、掩护革命进行革命活动等消息。

  此后，外公当任过校长的学校都增加登载出外公的相片，在介绍各自学校的发展历史等中都增加简述外公的情况。

  外公逝世后，外婆一家搬出单位住处，在极其困难下度日。外婆原是一位纺织工人，外公逝世后，一个人带着还小的几个孩子，自己身体又不好，常犯胃病。单靠当工人这份微薄的工资不可能撑起这个家，便想起了辞职当小贩。外婆做了盘算，小贩虽然辛苦些，但小贩每天至少可以赚三元这样，一个月下来至少也有近百元的收入，是当工人一个月工资的四倍还多。

  当时的公司和商店只有公营，不存在私营，私营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决不容许的，只有在路边摆个小摊卖些水果等，做些微小本生意才容许。即便摆小摊当小贩也必需要有营业牌照，即现在所称的营业执照。

  外婆经过反复思考后，决定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由向工厂组织提出申请，要求组织出面帮助办一个摆小摊的营业牌照，然后辞去纺织工人的职务。工厂组织讨论后，同意了外婆的要求。由工厂组织出面，外婆顺利拿到了在指定位置，以及指定只能摆卖一般水果类的牌照，从此脱离了工厂，当起了小贩，主营甘蔗、芭蕉类的小本生意。估计这是新中国以来，最早期的下海经商模式了。

  来临，我从此进入了五年漫长的休学年代，对于这段整整五年的漫长时间的休学，我感到这场的莫名其妙，将整个中国弄得一团糟。

  我长大后理解父母的用心，因为这场使父母常常挨批斗，这样的景况怎么能让幼小的我看到？同时，父母的基本工资也停发或限发，没有了经济来源，也无法供我在省城上学。

  我休学回省城后，随外婆生活，协助外婆摆卖小摊生意，每天不是搬甘蔗、削甘蔗皮、称芭蕉、结结账，就是坐着帮外婆叫卖，让外婆休息或去买菜、做饭、做事。要不就是我坐着卖，让外婆忙于将长长的一条一条甘蔗洗干净，接着很熟练地用刀将甘蔗整齐地截成一段一段，每段的规格是根据甘蔗的粗度来决定，有三分钱的，有五分钱的。如果一条甘蔗比较粗大，甘蔗节间隔也比较宽，整体比较美观，就会截成一角钱一段。然后将截成的一段一段甘蔗，整整齐齐地分价格档次摆卖在小木板台子上。

  摆摊营业牌照在当时可不容易申请得到，一般都是像外婆这样“下海经商”人员，才能给予照顾获得。由于外婆是有牌照的正当小贩，在自家门口摆卖是正当经营，而且整条长街上真正有牌照摆摊的人也就两三人而已，没什么竞争对手，生意自然也就比较好，每个月的经济纯收入相对于当时的一个普通工人来说要好得多。

  有时候也有一些没有牌照的人偷偷摆摊，但都是东躲西藏，生怕给抓到。无照经营一旦被执法人员抓到，那可是要全部没收和罚款的。即便有牌照经营的外婆也常常被一些执法人员前来盘查：“有营业牌照吗？拿出来看看。”

  每当有执法人员检查营业牌照，外婆都赶紧到里屋取出营业牌照递给检查人员检查。执法人员都会很认真地检查，有时甚至还将装帧营业牌照的镜框拆开，取出那张盖公章的纸质牌照来辨一下真伪，没事儿了再帮装回去；有时还认真地核对营业牌照上所标明的摆摊位置是不是正确，卖的东西是否是水果类。由此可见，当时对无照经营的小摊贩的打击力度可见一斑。

  有了摆摊营业牌照，就可以做起了摆小摊卖些水果的小本生意了。外婆的小摊就摆在租来的住房门口，用一块小木板搭成个台子，在上面摆卖甘蔗、芭蕉、石榴。

  外婆卖的水果，有些被弃掉的部分还可当作有价值的二次利用，或二次销售。暑天卖的西瓜切下的西瓜皮，用盐来腌制一下，能做成一道美味的菜肴，自然也可以二次销售。卖得最多的是甘蔗，每天卖甘蔗削下的甘蔗皮，会积成一大堆。每天都把削下的甘蔗皮，铺在自家门口前面的一条沥青马路边上晒，作为柴火的二次利用，甚至二次销售。

  那个年代，城市里柴火比较紧缺，这晒干的甘蔗皮是非常好的煮饭做菜用的柴火，家里除了冬天在餐桌上搞火锅用到一些木炭外，基本上全是用晒干的甘蔗皮添火煮饭做菜和烧水。甘蔗皮太多了，外婆就用麻袋装成满满的一袋袋来卖。

  住在外婆隔壁的一户人家，却是经常骑着一辆脚踩三轮车到城郊，用铁丝筢子捡松树叶。松树叶是细细的一根一根的，有松树的地方天天都会掉落很多，用铁丝筢拉到一起后装进袋，然后一麻袋一麻袋地放在三轮板车上用绳子绑牢，拉回家后当自家柴火用，当然也卖给别人家当柴火。现在这些都销声匿迹了，城里大多都是烧燃气了。

  外婆卖的水果一般都不能放置久，不然就会出现蛀虫或霉变，所以进货都是与几个很熟悉的郊区农民约定好，隔一段时间进一小批，保持货的新鲜，不至于搁置久而蛀虫或霉变，受到损失。我对那几位常供货的村民至今还记得他们当时的样貌，他们与外婆很熟，相互都很信赖。有时候外婆先给钱他们预约，过一段时间后才供货；有时候他们就干脆供货给外婆先卖，卖完了才给钱。他们每次来省城做事都会来外婆家做客，外婆要说明货他们都会热心支持、帮助，逢年过节还送来一块年糕给外婆。这些水果类的货都是他们自家种的，并非转卖，转卖是投机倒把行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不允许的。如果外婆需要一些他们没种植的水果，他们也非常积极帮助介绍其他有种植的村民卖给外婆。这样，外婆的货源和销售形成了一条良性链条，使摆卖的小摊保持着稳定的操作。

  有很多阿姨阿叔们看到外婆能拿到营业牌照，摆起了小摊很是羡慕，有些人从羡慕变成了心里不平衡，进而产生了妒嫉，甚至有个别人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告状：“她老公是反革命，为什么都能拿到营业牌照？而我们这些贫下中农出身和工人出身的申请，却不给发摆小摊的营业牌照？”

  相关部门对这些告状，都做了详细调查，认为尽管老公是反革命，但外婆原本就是一个在职工人，是工人出身，而且营业牌照是组织帮助给办的，从工人转为小贩，这样的一个过程合情、合理、合法，没有不妥之处。这样，外婆在各种压力下艰难地撑着这个小摊。